切尔诺贝利一日游
切尔诺贝利今天无疑是一个旅游景点了，尽管，新近播出的以此地命名的剧集又把观众拉回了30多年前的恐怖现场。
在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中心，每当一位外国观光客出现，几分钟内就可能被人用带着俄式口音的英语搭讪，“切尔诺贝利，YES？切尔诺贝利，NO？”搭讪者的手中晃着介绍切尔诺贝利的小册子。
中国游客对此类场景并不陌生——在北京火车站广场，耳边总会传来“长城一日游”的吆喝声。
人类记住灾难的方式多种多样，在切尔诺贝利，一种方式是将它变成旅游目的地。乌克兰当地旅行社推出了切尔诺贝利一日游或两日游套餐，只有成年人可以报名参团。如果是只有两三个人小规模的“深度游”，需要支付每人每天300多美元的费用。根据路透社的消息，自美剧《切尔诺贝利》5月播出以来，去那里的游客人数飙升，当地一家旅行社5月以来预定量增加了40%。
中国游客黄小婉最终选择的是一日游。她对记者解释，两日游意味着要在禁区里的酒店住上一晚，身体受到的辐射也会增多。考虑到那场震惊世人的灾难，这种担心并不是个例。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8吨多的强辐射物质混合着石墨残片和核燃料碎片喷涌而出，随着大火进入大气之中。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发生了。
33万多人被迫撤离。事故释放的放射性物质是1945年美军投放到日本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爆炸总和的100倍。毒云飘到了西欧甚至北美。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发布于2005年的一份报告说， 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60多万人遭受过量辐射，死亡人数可能达4000人。
而现在，怀着好奇或冒险的心，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又纷纷回到切尔诺贝利。
旅行社的套餐经过了精心安排。大巴车会带着游客来到事故发生时的幼儿园、体育场、医院，当然还包括出事的4号反应堆。
爆炸发生后，苏联政府以4号反应堆为中心，将30公里半径内多数区域划为禁区，撤走居民，用铁丝网围了起来。
但从2011年起，根据乌克兰政府的决定，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地区对普通游客开放。其实在此之前，私自进入这一区域考察的游客就已存在。
到此之前，游客们大都听过某些传闻，诸如这里的老鼠在遭受辐射后变得硕大无比。
但是，想要看到怪物的游客们要失望了。这里没有传说中的硕鼠，也没有变异的大鱼，偶尔能见到一些动物，但看不出什么异样。在核反应堆附近的草坪上，黄小婉看到几条狗在打闹，她盯着看了很久，发现“还挺正常的”。
2016年，切尔诺贝利禁区被划成了自然保护区。此前曾有传言，辐射造成了当地生物的基因突变，狼的数量激增到300多头。有科学家专门就此问题去调研，发现狼的数量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同未污染地区的一样。
极具讽刺性的是，灾难让切尔诺贝利成为某些濒危物种的避难所。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人类。
报名之前，另一位中国游客卢桢也有点担心辐射。得知他去了切尔诺贝利，有朋友问他，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
“当时不知道其实没那么危险。”卢桢说。实际上，目前在切尔诺贝利一天人体所受的辐射量在3~5usv之间(usv为辐射剂量的基本单位之一)，约等于乘坐一次跨国航班所受辐射量的八分之一，相当于做一次胸透CT所受辐射量的两千分之一。
整个旅行始于管控区外围的第一个检查站。检查站的士兵会按照旅行社递交的名单仔细核对护照。游客还需要签署一份声明，承诺会身着长衣长裤，不触碰隔离区里的任何物品，皮肤不与地面、草木、建筑有任何接触。
有些游客会花上10美元，买一个计数器，随时测试辐射值。越接近隔离区的核心，计数器的数值越大。正常数值为每小时0.3usv，超过这个数值，仪器就会发出警示音。个别地点，数值会激增到每小时几百usv。
若不是计数器不断起伏的数字与声响，与旅游大巴上循环播放的事故纪录片，除了破败，游客对切尔诺贝利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就像所有无人居住的农村呈现出来的那种破败感一样，这里几乎听不到鸟叫声，也看不到什么人影，年久失修的大门散发着腐朽的气息。
走进切尔诺贝利镇，经过苏联第二大雷达“莫斯科之眼”，第一个有着人居痕迹的是被树林包围起来的幼儿园。
这里光线昏暗，墙皮剥落，地上堆积着腐烂的落叶，不断冲击视觉的是与儿童有关的各种元素：失去前轮的三轮车、丢在墙角的拼音字母表、散落一地的书籍，还有放在铁架子上失去眼珠的洋娃娃。
因为每一个物件位置都“太适合被拍照了”，卢桢感觉有些刻意，“给你营造出来一种惊悚、痛苦和悲叹”。向导告诉他，军方每个月都会派人来清理景区建筑，一些残破的物件会被替换。
人为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真实体验。但在曾经弥漫过核辐射的建筑空间里，卢桢仍感觉到一种震撼，他仿佛回到了灾难降临前的时刻，听到教室里的笑声和读书声。孩子们可能还会去森林里摘蓝莓吃。但这一切被一场灾难摧毁了。
卢桢也是一位父亲。看到那些书籍和写了一半的日记，他觉得像是能看到这些年幼的生命在事故中的消逝与迁徙，“感受到的是给他童年带来的巨大阴影和改变”。
伤害是真实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她代表性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口述史作品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母亲带着儿子离开了切尔诺贝利，暂居在某城市。儿子上学第一天就哭了。老师们让他坐在一个女孩旁边，女孩不愿意，说他有辐射。“我的孩子读四年级，他是班上唯一从切尔诺贝利来的。其他孩子惧怕他，他们都叫他‘亮晶晶’。他的童年就这样提早结束了。”这位母亲说。
因为辐射，有的孩子生下来即有畸形。有位母亲对遭受了辐射的女儿束手无策，写了十几封信给科学家：没有人知道低剂量的辐射对儿童的身体有什么影响，拿我的女儿做实验吧，我不要她死掉，她成为实验室青蛙、兔子都没关系，只要她能活下去就好。
还有的孩子连看一眼这个世界的机会都没有。中国游客刘征博(应受访人要求化名)走进了接诊孕妇的126号医院，他看到了窗边一份发黄的医疗记录，上面记载了当时流产的孕妇，那些母亲们的名字、职位、年龄都被漂亮的字体一一写在了上面。他的向导阿列克谢坚持用乌克兰语把那些名字一个个念了出来。
儿童是核事故中脆弱的群体。根据乌克兰卫生部的统计，核事故发生之后，有239万多人因核事故患病，其中，45万多人是儿童。
在整个禁区的核心——4号反应堆，也能找到与孩子有关的故事。此处一座纪念碑旁的墙上刻下了一群消防员的名字，他们是第一批到达事故现场的救援人员，当时他们对面临的危险一无所知。
其中有个消防员叫瓦西里，那天晚上，他告诉身边怀孕的妻子露德米拉，反应炉失火了，自己去去就来。
5个小时后，妻子在医院里见到了瓦西里，他全身肿胀得几乎看不到眼睛。医生告诉露德米拉，不准抱他、亲他、靠近他，她的丈夫现在是个小型的核反应炉。
几天后，瓦西里的尸体和他的所有物品都被塞进一个锌制的棺材里，安葬在莫斯科公墓。处理事故的特别委员会告诉露德米拉，不可能交出她丈夫的遗体，因为他有强辐射。如果有人抗议，他们会说，死者是英雄，是国家的英雄，不再属于任何人了。
两个月后，露德米拉生下了一个女儿，但4个小时后，这个女孩就死了。她救了露德米拉，像一个避雷针，她替母亲吸收了辐射。
去切尔诺贝利之前，黄小婉就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里知道了这个故事，“太压抑了”。令她难忘的一个细节是，瓦西里看到病床前放着一个橙子，想拿给妻子吃，妻子却被护士提醒，那个橙子也带有辐射。“温情和灾难的对比”，黄小婉感慨。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它们大多数被尘封在一张张海报里，一块块墓碑上，一个个雕塑的基座上。
当年，工人们在遭受强辐射的情况下，在4号反应堆上用半年多时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的石棺，以抑制辐射物外泄。今天，计数器在这里记录的数值仍达到正常辐射值的400多倍。
3名英勇的潜水员也拥有一座纪念碑，灾难发生后，消防员第一时间灌注的水在水泥板下方积成了水坑，如果不是这3名勇士潜入地下室将排水阀门打开，成功将水排干净，一旦放射性岩浆接触到水，将引发比第一次爆炸更具毁灭性的灾难。
根据纪录片《抢救切尔诺贝利》所述，共有10万名军人和40万名平民参与了后期的清理工作。地面上的动物被枪杀，房屋被一间间摧毁和掩埋。有人负责在核电厂屋顶清理石墨，这些石墨从反应炉中喷出，每一片都散发着极高的辐射，1小时内就能致人死亡，机器人在这里也失灵了。但为了保证石棺能尽快盖住还暴露在空气中的反应堆，人们只能亲身上阵。有些人不想去做，但不得不去。
据切尔诺贝利基金会统计，“清理人”中的20%逝世于2005年前，在人生的壮年阶段。超过90%的“清理人”都有辐射引发的健康问题——甲状腺癌、心脏病、呼吸问题和消化道问题，等等。
爆炸7个月后，石棺终于建成，盖住了4号反应堆。2016年，旧石棺30年使用年限到期，被新石棺取代。新石棺由28个国家援建，耗资15亿欧元，使用年限是100年。100年后将如何应对，仍然未知。
在巨大的石棺面前，游人们静悄悄的。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会被向导反复提醒，再往里靠近，辐射将增强。人们只能远观，并站在雕塑前拍照。没有人大声说话。
旅行社的路线里，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当年因核电站而繁荣、后来被废弃的城市普里皮亚季。它距离核电站仅有3公里，事故发生后变成了一座“鬼城”。
几乎所有来访者都对这里印象深刻。青黄色的苔藓爬满了路面和阶梯，虫子在植被中穿行，走在那里，黄小婉感觉，掩藏在树林中的学校、医院、酒店等建筑已宛如一体，干裂的游泳池、残破的看台、生锈的碰碰车，到处呈现出一种末日般的景象。
事故发生前，这座为了核电站而生的城市曾聚集了高科技人才，是乌克兰地区的第二大城市。
游客们现在只能从大巴车上的纪录片画面里认识这座城市：标准的苏式建筑分布在开阔的道路两旁，穿着制服的科技工作者们开着车去上班，推着小车去超市购物，据说，那是当时乌克兰区域内唯一一家超市。正在举办运动会开幕式的体育场，一个儿童正高兴地和妈妈待在一起，拿着气球和糖果蹦蹦跳跳。
“那些人现在都不在这里了，小孩的笑容也不会再在这里出现了。”这种对比带给卢桢一种剧烈的冲击，“这比建筑本身的破败还要震撼。”
普里皮亚季的必游之处是一座摩天轮。它黄色的外观是萧条景象中难见的一抹亮色。计数器贴近摩天轮的座舱，会测出辐射数值超标4万倍。这座摩天轮命运多舛：原计划在1986年5月1日正式开放，开放日的4天前，爆炸发生了。爆炸次日，它只临时开放了几个小时。
事故发生的那天，这座城市的居民跑到了阳台上，人们把孩子抱起来说：“看啊！要记住这景象！”从阳台上可以看到反应炉散发出来的深红色光芒。
“那光芒太过耀眼，并不是一般的火灾。看起来很美，就算在电影里也看不到这样的画面。”一名居民事后这样向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描述。
爆炸发生后30个小时，近5万居民才被通知撤离，超过1000辆巴士抵达普里皮亚季，居民只有两小时撤离时间。政府承诺，撤离只是两三天。当时，人们都还天真地以为还会回到这里。
事实是，这里成了禁地，只有极少数人最后真的回到了这里。
2015年摄制的纪录片《切尔诺贝利的大娘们》记录了一群回归老人的生活——根据当时的估计，在禁区内生活的居民约有100人，多是老年女性。
他们说，搬到别处后，当地人讨厌他们，说他们身上有辐射，他们又回到了切尔诺贝利。
有人从避难处步行70公里跑回来，拉开铁丝网，钻了进去，回到家里。有人回来以后，抓了一把泥土放进嘴里，发誓“再也不离开这里了”。
当地政府默认了这些返乡者的存在，并且持续调查这些人的健康状态。多年以来，他们生活在禁区，在这里种菜、养鸡、养猪、钓鱼，在这里生活并在这里死去。在一些节日，比如“复活节”，还会几个人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喝伏特加。复活节对这些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1986年的可怕灾难发生时，人们也在为庆祝复活节而忙碌。
在距离核电站15公里处的一个村庄，刘征博遇到一位80岁的老人。此人在事故后不久就回到了切尔诺贝利，并在家中的菜地里种满了胡萝卜、土豆，准备在这里度过余生。谈起那场灾难，他的表情淡淡的，仿佛已经是一段遥远的记忆。刘征博没好意思问什么，觉得已经打扰，“不知道怎么再问下去了”。
如今，切尔诺贝利还生活着大概3000名工作人员和少数科学家。他们定期轮休，以代谢掉工作期间的辐射残留。这里还有近100名向导，轮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向导阿列克谢告诉刘征博，旅游业收入的一定比例，会用于援助回到这里的居民和其他受辐射者，尽管还远远不够。
在通往一个个景点的路上，他一直跟刘征博强调，“这不是游览，是访问。”
切尔诺贝利当下的处境并不乐观。禁区内大部分建筑年久失修，正快速坍塌，清理和维修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以这样的境况下去，到2050年，切尔诺贝利很可能变成一片真正的废墟。
临走前，刘征博在那里买了一件T恤，算是对当地的微薄支持。作为一名游客，他只能做这么多了。
回到中国后，黄小婉没有再穿参观时的那件大衣，对核事故的恐惧多少残留在她心里。她也没有留下与切尔诺贝利的一张合影，因为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融入到场景中，“是要笑还是怎样”。她看到过笑着比出胜利手势的游客，但她觉得，做出什么表情都与切尔诺贝利不太搭调。
去过切尔诺贝利后，她又试着去读《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结果“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了”。她觉得，去过那里之后，仿佛那场灾难与自己相关，“离自己很近”。
关于切尔诺贝利，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笔记录下了无数令人心碎的故事。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一书的结尾，她这样写道：“书中的人已经见过他人未知的事物。我觉得自己像是在记录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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