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宾朋们开始在宴会上竞相讲述家庭假日的“恐怖故事”时,我通常都会保持沉默。我知道,无论他们讲什么,我都能打败他们。因为自1993年起,我每年都和父亲一起度假。尽管他现在已是94岁高龄,但没有迹象显示,他打算停止这种旅行。
我是父亲的旅行社
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成为一个只有一个人工作的旅行社:选择航班;确保机场人员安排好电动车,能让我们轻松到达登机口;预订酒店(只能订一楼的房间或是有电梯的酒店)和租车。接着,在到达目的地后,我要集地陪、出租车司机、酒店服务员、门卫和文化向导的职责于一身。或者,如果我们订的是别墅,那么我就要同时当军需官、斟酒侍者、副主厨(我妻子做精致菜肴),偶尔还要当管工或电工。
此外,如果有任何差池,永远都是我的错。而且,如果我对在热天登上山顶修道院的做法是否明智有所异议的话,我的提议很轻松就会被驳回。父母的权威还是管点用的。但是,与传统的家庭假日不同,我排在权力等级的最低部。
那么,除了渴望充当圣徒之外,我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远征呢?答案很简单:这样做会充满乐趣。另外,拜访你的旅伴还是在二战之前曾去过的国家,会为旅行经历增添一种穿梭时空的感受。
穿越时空的旅行感受
这种感受始于一次印度之旅——那是我的出生地,爸爸的工作时间大部分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去重游一些“特别的地方”。他说的不是泰姬陵(Taj Mahal)。相反,他让我组织了一次吉普车自驾游,到印度最东边的地方转转,看一看他曾经工作过的茶园,并骑着大象在卡齐兰加(Kaziranga)国家公园里游逛,寻找犀牛和老虎,随后继续前行,进入锡金的山区。那儿通常只允许现役(而不是退伍)军官通行。
组织这条旅行路线并不容易,即便是对于专业的旅行社。但是,在他1939年徒步走过同样的路线,随后穿过海拔1.8万英尺的加里普山口(Jelep La)进入西藏时,绝不会比现在更容易。“50多年后再回来,感觉可真好,”他用印地语对一位满脸困惑的边防战士说,“再过50年再见?”退伍以后,他的印地语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就目前的情形看,要成就这样一项壮举,或许不是那么不可能。当然,老人家对旅行的兴趣有增无减。我刚从比利时旅行归来,转了转伊普尔的战场(“那场战争打响时,我还太小”),领略了布鲁日的中世纪魅力。我选择布鲁日作为我们的基地,是因为它地形平坦,无论怎样,坐在运河中的船上,就能看到半个城市。这些考虑现在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行动便利如今已是个问题。爸爸自尊心太强,不能接受轮椅。
旅行中的细节安排
这意味着组织者必须安排好行程的各个方面,以便在最大限度地观赏景色的同时,将步行(尤其是爬山)距离降到最低。也就是说,要从酒店(为了尽量减少走路,要订一层的房间,但要能看到运河景色)打车到适当的码头,这个码头离城里最好的海鲜餐馆只有20码,而且我已经订好了露台上的位子。用完午餐,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坐上了我在鱼市(Fish Market)订好的出租车,让父亲在车上睡会儿午觉,我则想着美妙绝伦的格罗宁格博物馆(Groeninge museum)里收藏的希罗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画作。
为了让此类旅行进展顺利,连最微小的细节也要事先计划好。那天傍晚,我处在一种自得的情绪当中。我们提前了1个小时到达多佛的渡口,以打消任何“误船”可能带来的焦虑。上船后,我们被领到一个特殊的停车位,正如事先安排好的一样,就在电梯旁边。驱车到布鲁日的行程不长,不会感到疲倦。酒店房间符合要求——还有那位女出租车司机,她驱车带我们去了一家比较不错的餐厅,那里能俯瞰Markt广场,而且芦笋和炸比目鱼都还“过得去”。的确,我们俩都情绪高涨,于是动身穿过主广场,直奔一家非常传统的比利时啤酒馆——Te Garre,它全部由古老的木材和红砖建成。本来漫步只需要3分钟,但在半路上,我们的行动就开始像影片《遥远的桥》(A Bridge Too Far)中的情景了。刚走到酒馆的正门,父亲的腿就软了。所幸的是,酒馆领班并没有把我们当成醉鬼。他先把父亲扶到椅子上,然后把他拉到了最近的桌子旁边。
我们和三位讲佛兰芒语的比利时人坐在了一起,有些困惑的他们正喝着Te Garre自酿的啤酒。我给自己点了一份,但是,由于它的浓度有12%,所以我为父亲选了度数低一些的酒。在我和同桌聊天的时候,父亲低着头休息了10分钟,以恢复体力。这些同桌像大多数讲佛兰芒语的比利时人一样,喜欢将英语而不是法语作为第二语言。然后父亲抬起头,宣布道:“我并不总是这样,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徒步进入西藏。”
整桌人的讲话马上活跃了起来。的确,这就是与老人一起出游的乐趣之一——不只是我父亲,还有我的阿姨们和教父教母,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和完全陌生的人交谈。这种偶遇,往往能加深你对一个地方的了解,远胜于无休止地精读旅行指南。即便如此,我还是拒绝了和新朋友喝第二杯酒,叫了一辆出租车回酒店。我们已经到了极限。
最好不要做的事
对此你需要经常保持警惕。60岁以下的人似乎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对再比他们大上一半岁数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距离和坡度必须要事先想清楚。因为一旦出发,就无法回头了。
在先前去意大利托斯卡纳区旅行时,我在这方面弄得一团糟,当时还有我同样高龄的教父随行。我们去锡耶纳的旅途进展顺利,从酒店去锡耶纳大教堂(Duomo)走一段平缓的下坡路,然后继续前行,来到俯瞰碗状坎波广场(Piazza del Campo)的一家不能不去的aperitivo酒吧。教父和父亲看起来都情绪高涨。但然后我们必须从“碗”里爬出来,而要去订好午餐的餐厅,还需经过一段特别陡峭的石子路。走到大约一半的时候,父亲慢慢停了下来。他大吼着:“我不是该死的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爵士。”我的教父应声答道:“我也不是该死的谢尔帕•登津(Sherpa Tenzing)。”(1953年,希拉里和登津完成人类首次攀登珠峰的壮举——译者注)
控制温度同样至关重要。还是那次旅行,我不得不劝阻教父不要去佛罗伦萨,阿尔诺河流域(Arno Valley)当时遭到了热浪的袭击,许多当地人因此倒下。所以,我现在只在较为凉爽的季节安排此类旅行,而且坚决不去海滩度假。
近来选择的范围越来越狭窄。日程中先是去掉了长途飞行,如今连短途飞行也被拿掉了。游览历史名胜也许会太累,所以我现在直接把车停在法国大教堂的前面,让父亲审视教堂的正面,而我则去欣赏内部的彩色玻璃。一家能看到美景的酒店——比如能看到岩石嶙峋的布雷顿(Breton)海岸线——比客房服务重要得多。这开始变得有点像虚拟旅游。但只要和爸爸在一起,就能有极强的参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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